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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红军之父”，在中国，只要念过几天书的，都知道指的是朱德。但是，如果有人忽然问：为什么说朱德是红军之父呢？那么，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恐怕有一大半人都会犹豫一下，甚至干脆就答不上来。当然，人人都明白，说什么人是什么什么之父，显然就是指这个人是这个事物的创造者或者缔造者或者奠基者；但是，说朱德是红军的缔造者，恐怕很多人都会多少有一些疑惑，因为也许是受了一些宣传的影响，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朱德仅仅是一个忠厚的长者，一个老好人，至于朱德有什么能力，甚至军事能力如何，对红军的作用和影响如何，很多人则是茫然无知。

　　“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简称,是在1928年5月25日后，由工农革命军和中国领导的其他工农武装改称而来的。“中国工农红军”这个名称出现之前，在中国领导的南昌起义中，朱德凭借其对南昌军事布置的熟悉和在南昌的人脉，对起义的成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南昌起义后，朱德凭借其与南昌周边许多滇军将领的特殊关系，使起义部队在撤出南昌南下广东时没有遭受较大损失；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南下广东在潮汕失败后，朱德凭借其超人的自信、意志、远见以及军事能力，还有在滇军中深厚的人脉关系，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保存了南昌起义残留下来的七、八百人马，不久又在湘南特委的配合下，发动了规模宏大的湘南起义。参加了湘南起义的肖克将军说：“在这三个多月（1928年1月到4月）内，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六个县的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县，约有一百万人以上参加了起义。”无疑，这次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领导的所有武装起义中，涉及地区最广、参加人数最多、坚持时间最长、军事上最成功、土地革命实践最早的起义。

　　显然，在有“红军”之前，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是当时所有工农武装中战斗力最强、力量最大、取得胜利最多最大的武装力量，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以及在湘南起义中组建的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是大革命失败后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朱毛井冈会师时，朱德带上井冈的部队有大约一万人，而原井冈山部队则不足两千人；朱德因为有十多年的军事指挥经验，曾任滇军旅长，所以，在后来成立红四军后，朱德任红四军军长，主要负责军事指挥，则任党代表，偏重于政治和组织工作。在井冈山，第一次反会剿，连续粉碎敌人的三次进剿，第二次反会剿，又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三次进剿，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肖克将军后来回忆说：“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主要是朱德指挥战斗”、“部队对朱德军长带点神秘式的信仰”。

　　著名史学家金冲及曾经问过肖克将军，中央苏区几次反“围剿”的胜利，是谁在前线具体指挥战斗？肖克曾担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他十分肯定地说，就是朱德在具体指挥。曾跟随朱德上过井冈、后来又参加了中央红军历次反围剿战斗的大将黄克诚也说过：“朱老总在当时很困难的条件下，收容残部，扩大队伍，举行湘南暴动，后来又与毛主席会师井冈山，这个功绩是很大的。因为毛主席以前没有打过仗，而朱老总是有军事经验的。……朱老总在打仗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对于红军初创时期能够成为一支坚强的队伍，是有大功劳的。”

　　“在南方的这些年月里，朱德指挥全军，打了几百次小仗，几十次大仗，经历了敌人的五次大围剿，在最后一次中，他面对的敌人，其技术上的进攻力量（包括重炮、飞机和机械化部队）估计超过他自己的部队八倍至九倍，资源超过他许多许多倍。不论如何估计他的胜败，必须承认，就战术的独创性、部队的机动性和作战的多样性而言，他再三证明自己胜过派来打他的任何一个将领，而且无疑建立了中国革命化军队在游击战中的不可轻侮的战斗力。红军在南方所犯的重大错误是战略上的错误，对此，政治领导人必须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即使有这种错误也很少疑问，要是红军能够在第五次围剿中哪怕以大致相当的条件与敌军对垒，结果就会造成南京的惨败——德国顾问也没有用。”

　　“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战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他部下的军队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和艰难，除了牦牛肉以外没有别的吃的，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这必须归因于纯属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还有那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贰精神的罕见人品。至少我个人是不可能想象蒋介石、白崇禧、宁哲元或者中国任何其他一个将领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保全一支军队的，更不用说还能够在这样的考验结束时真的做到卷土重来，发动一场大进攻，在敌军为了防止它突破而从从容容地构筑了好几个月的防线上，打入了一个楔子。我走马西北的时候，朱德在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

　　1946年11月30日，在庆祝朱德60寿辰（12月1日）时，重庆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朱德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周恩来在祝辞中同样称朱德是“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也是在这一天，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代表团（代表有、、罗瑞卿、王震等）集会庆祝朱德总司令六十寿辰，会场悬挂着“人民军队之父”的贺幛。1955年5月，新华社记者为刚定案的十大元帅采访时，仍然称朱德“是军队的缔造者”。

　　将朱德称为“红军之父”的最早记载可能来自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1937年1月，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来到革命根据地延安，当她在先已来到红军中的美国医生马海德的带领下见到朱德时，马海德向她这样介绍朱德：“战士们喜欢他，他是他们的父亲和母亲。”然后，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中接着叙述道：“确实，他看着就像是红军的父亲（红军之父）。他刚刚过了五十，带着一张和蔼的脸，上面已经有了皱纹。他宽大的嘴里说着“欢迎”，双手向我伸出来。我双手抱着他的脖子，然后在他的两颊各亲了一口。马医生也抱着朱德，然后用力地亲吻了他，然后站回来看着他的反应。”

　　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曾任朱德警卫的杨春於回忆说：“朱老总爱兵是出了名的，红军战士提起他，没有人不敬佩！”在杨春於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跟着朱老总一起长征的岁月。行军的时候，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好几双草鞋或者麻鞋，这个习惯是有来头的。一次，走在前头的一支部队的一名小战士掉队了，正好被朱老总碰上。因为没有鞋，小战士的一双光脚被划出血痕。朱老总马上叫警卫员去找了一双鞋给他穿上。从那以后，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好几双草鞋。碰到没有鞋穿的战士，他便会叫警卫员从马背上取下一双鞋给战士换上。在长征途中，常常会有饿得走不动路的战士，只要朱德碰上，都会将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杨春於说，朱老总怀里一直有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身边战士的名字。警卫连100多名战士，他都叫得出名字。

　　从井冈山开始，朱德就多次亲自为受伤的战士擦洗脓血，包扎伤口。1933年2月28日，红军在江西乐安的东王坡消灭了两个师，带着大批战利品返回瑞金。途中，由于连日行军，红军战士朱开明十个脚趾都磨出了血泡，但他还坚持挑着两大箱炸药和大家一起行军，最后很快便落在了队伍后面，并且摔倒在地上。这时，朱德总司令正好骑马从后面赶了上来，他看见朱开明脚趾上包裹着的布片还有脚下的草鞋满是脚趾渗出的鲜血和黄水，便赶忙解开朱开明脚上的布片，从带着的水壶里倒出温开水，细心地把朱开明的脚洗净，然后从挂包里取出药物涂在脚上。把伤口包扎好后，朱德将朱开明扶上自己的马，让警卫员送他到医院去，而自己则挑上朱开明留下的两大箱沉甸甸的炸药，爬山越岭，追赶队伍去了。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写道：“朱德爱护他的部下是天下闻名的。自从担任全军统帅以后，他的生活和穿着都跟普通士兵一样，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脚（注：指穿草鞋）走路，整整一个冬天以南瓜充饥，另外一个冬天则以牦牛肉当饭，从来不叫苦，很少生病。他们说，他喜欢在营地里转，同弟兄们坐在一起，讲故事，同他们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篮球打个“不厌”。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朱德向弟兄们讲话往往脱下他的帽子。在长征途中，他把马让给走累了的骑，自己却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当然，朱德被战士们称作“父亲”，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慈爱和无私，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大海般的度量、钢铁般的坚强、大山般的沉稳、没有一点架子的平易，与战士同甘共苦的精神，以及在困难和逆境面前始终保持的高度自信、总有办法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超凡能力，朱德被称为“父亲”，也是因为他在军事上的神奇表演。在孩子们的眼中，父亲常常是无所不能的，父亲就是他们的靠山。而战士们对于朱德，在井冈山时便“有一种神秘的信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美国记者斯诺则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描述说“战士们视他为神明”，作家刘白羽说：“许多跟他作过战的人都跟我说：‘跟着总司令打仗，就相信一定会胜利。’”抗战期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之托，曾到中国考察过八路军的美国军官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这样描述战士们眼中的朱德：“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我了解到朱德受到他的部队所有人的爱戴。只要提起朱德的名字，就会在他的勇敢的同伴们的眼里引起柔和的亮光。“朱德？啊，朱德！”他们会一遍又一遍重复这个名字，语调传达出内心的崇敬。”